近幾天，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公布的避稅“天堂文件”引發的震動仍在持續，蘋果和耐克等大企業的避稅細節被揭開，英國一些高官也涉及其中。隨著事件的持續發酵，有關在離岸中心注冊公司或設立信托帳戶的個人及企業已經引起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境外媒體報道相關的消息或材料，大多從逃稅、洗錢的角度來看待這一現象。實際上，百慕大、英國屬地馬恩島、開曼、薩摩亞等離岸中心固然有藏污之特點，但它們同時也是企業家規避管制、合理避稅或追逐外資身份的結果。

多數中國企業到離岸中心注冊都有正常目的

在我國，跑到離岸金融中心注冊的個人或企業的數量同樣不少。除了人多、企業多外，很重要原因就是我國的行政管制相對較多，而且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出于發展經濟的需要，我國曾長期實行“重外輕內”的稅收征管、外匯管理等政策。

比如，央行的部門規章規定第三方支付公司不能有外資的股東，一些外資就聯手內資在離岸中心注冊，并以VIE結構的方式來控制該支付公司。

實際上，中國的支付技術及實踐在世界上很先進，根本不懼對外開放，但不少大的支付公司的財務投資者卻是外資，這種局面的出現就是行政管制落后的結果。又比如，在本世紀初之前，外商投資企業在外匯留存及使用上，在外債額度確定及應用上，其待遇都明顯優于中資企業。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政策中，對拉到外商投資的部門有獎勵，但對拉來民營企業投資的卻沒有獎勵。

以上這些在八、九十年代甚至在本世紀初都是普遍現象。這是許多民營企業甚至部分國有企業跑到百慕大、巴拿馬注冊，然后由該新注冊的企業出面，返身收購其在國內的企業股權的重要原因。當然，“返程投資”、將中資企業變姓為外商投資企業的更重要動機之一，是為了以紅籌的形式尋求在海外上市，而中資企業之所以要這么做，主要是國內資本市場IPO排隊較長以及證監會對境內企業赴海外上市的相關政策造成的。

以前的兩免三減半

是返程投資較多的主要原因

與規避管制、尋找政策空間相伴生的往往還有企業家合理避稅的需求。在2007年3月之前，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兩免三半”的所得稅優惠政策。在吸引外資、促進經濟發展同時，這一政策也導致了國內稅收的流失。

同時，它對中資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也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為了少交稅，許多企業家紛紛跑到開曼、維爾京等離岸金融中心注冊企業，然后以返程投資的方式將境內的企業變姓為外商投資企業，從而合法享受了國家對外資制訂的“兩免三減半”的稅收優惠政策。在2005~2006年，外匯局曾經針對此現象組織了多次調查，結果發現許多外商投資企業實際上都是內資，某全國著名的民營企業家甚至因此在離岸金融中心注冊了七、八十家企業。

國內一些媒體也作了估算，認為在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并非是真正的外資。這就是國家在2007年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政策的背景之一。除了以上兩大原因外，企業家紛紛將民營企業轉變為外商投資企業，有時也是出于保護自身財產甚至掩蓋“原罪”的需要，畢竟離岸金融中心對企業的注冊資料尤其是股東結構是有嚴格的保密制度的。

但即使如此，也不應將企業家的行為與犯罪或洗錢劃等號。政府應該做的是為企業家創造寬松、可信任的投資環境，堵塞顯而易見的稅收漏洞，實行統一的內外資政策，而非其他。

應警惕離岸中心

給我國帶來的危害

當然，我們在承認企業到離岸中心注冊的合法動機的同時，也應重視離岸金融中心給中國帶來的負面影響，并對其骯臟的一面保持警惕。離岸中心的兩大特點決定了它們是藏污納垢的天然場所。

第一、它們對企業注冊材料包括股東身份進行嚴格保密，使在這些地方注冊的企業所持有的股權和產權成為匿名財產，進而有利于犯罪分子洗錢或隱匿非法的財物。這么做的犯罪分子，有涉嫌腐敗的政治人物及其家屬，也有毒販、走私犯及黑社會頭領；這些現象在美國歐洲有，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也有。正因為如此，國際反洗錢組織FATF對防范犯罪分子利用離岸中心洗錢是比較重視的，但由于保密制度的存在，收效一直甚微。

第二、在離岸金融中心注冊企業的門檻極低，而且實行免稅制度，使世界各國的許多企業都將其作為逃稅的天堂。就中國的一些不法企業而言，其通行做法是到開曼、薩摩亞等地注冊企業，拿該注冊資料在離岸中心開立托管帳戶或在香港、新加坡等國際金融中心開立銀行帳戶，然后與國內控制的企業間進行關聯交易，通過轉移定價將利潤轉移到離岸企業、并做大國內企業的成本（比如出口低報、進口高報），從而達到少交甚至不交企業所得稅的目的。

同時，由于離岸中心對股東及帳戶資料實施保密，加上稅務部門在調查、核實轉移定價合理性上很困難，因此，利用這一通道逃稅的現象一直比較猖獗。2006年筆者曾率團訪問開曼，發現就這樣一個僅5萬多人的群島，人均收入超過4萬美元，島上幾乎匯集了世界上各主要金融機構，但每家銀行的員工卻極少，而且以開展離岸業務為主。離岸金融中心在企業或個人逃稅方面所起的作用，早已引起歐美的重視。

尤其是金融海嘯和歐債危機之后，西方國家在財政收支上大都陷入捉襟見肘的窘境，所以通過G20峰會及FATF多次對瑞士金融機構和離岸中心施壓。雖然西方國家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離解決問題還相差甚遠。

在如何監管離岸中心，如何防范和打擊腐敗、逃稅及洗錢犯罪活動上，中國與歐美各國的利益和訴求是一致的。實際上，絕大多數離岸中心都是英國領地或前殖民地，他們能有今天的污名完全離不開歐美政府以前的默許和歐美企業的支持。所以，從道德角度看，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炒作或渲染都不是正當的做法。

正道是各國加強合作，盡全力打擊逃稅和洗錢行為。就中國而言，研究并處理這一棘手問題，必須充分考慮過去三十多年來企業和居民大量到離岸金融中心注冊或設立托管帳戶的原因、背景及動機，并分門別類地加以應對。就返程投資和紅籌上市而言，當年企業這么做基本上是正常的，過多的懷疑并無必要。就居民個人而言，以前有些人去離岸中心注冊企業，只是為了享受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在2007年之后內外資企業的所得稅政策已經統一了，雖然這些企業的大股東的注冊地沒有再變更，還在離岸中心，但他們已經不可能再借此享受稅收減免了。

對待這些企業，國家應動員境內企業家將注冊地遷回內地，以逐步消除離岸金融中心所帶來的隱患。還有些人到離岸中心去注冊，是因為其家庭很敏感，而相關的注冊卻有利于掩護其身份、滿足其低調的需求；雖然掩蓋身份有些時候與犯罪或洗錢是相伴生的，但將兩者劃等號顯然是不客觀、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在這方面，政府應將公職人員的親屬在離岸中心注冊企業或開立帳戶列為該公職人員必須向單位報告的項目，事后一旦發現漏報就應一律予以嚴處或作辭退處理。